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一年，古老的敦煌文化也开始活跃起来并逐步走出去，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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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月，敦煌被列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旅游城市。当时，全县仅有县招待所和敦煌旅社两家接待单位，同年成立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下设中国国际旅行社敦煌支社。全县可供接待游客的床位仅200多张，接待车辆6辆。据地方政府统计，1979年全年接待外国游客462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9万元。这些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简陋设施和微不足道的数据，却见证了一个国际重要旅游目的地在陇原大地上孕育成形。

▲莫高窟航拍影像（1979年） 引自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这一年，美籍华人李政道，日本著名画家、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等不少重量级“大咖”纷纷赴敦煌参访。从他们的回忆录里，我们尤其能感受到敦煌石窟艺术给那些慕名已久的外国“粉丝”带来的强烈震撼，其中尤以日本学者为最。到敦煌去，是平山郁夫长达二十年的梦想。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979年9月16日，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我终于来到了敦煌。几度思念今相逢。”因为到达时天色已晚，未能参观洞窟，但平山郁夫抑制不住激动心情，迫不及待地抱着写生簿画起了莫高窟的巍峨外景。次日进入洞窟后，用他的话来说，“我所看到的是宝山”，他回忆自己在洞窟里时有触电般的感觉，整整三天时间看了50个洞窟的壁画，“我站在这些壁画之前，常常会感到无法言传的激动，以致呆若木鸡。”

▲美籍华人李政道参观莫高窟时题字（1979年） 引自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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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也是文艺的春天。国内外文化界聚焦敦煌，一批脍炙人口的传世精品相继诞生。

这一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广播公司NHK合拍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其中包括《莫高窟的生命》（上下集）。当时，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虽然年逾古稀，仍应邀出镜，亲自为该片解说，保证了学术性和权威性。《莫高窟的生命》（上下集）在日本首播时的收视率高达21%，意味着有超过3000万户日本家庭收看，并且很快重播，在东瀛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敦煌热”，影响至今。

▲中日两国1979年合拍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第三集《敦煌》片头 视频截图

这一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远赴敦煌，拍摄彩色科学普及电影《敦煌艺术》，常书鸿担任艺术顾问。当年的影评给予该片高度评价，指出影片不仅使观众欣赏浩如烟海、光华夺目的艺术珍品，从而激发起热爱祖国的感情，还可以了解古代艺术匠师独出心裁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从中得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衍变的历史知识，为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增添力量。同时该片还被作为敦煌旅游的重要“攻略”，评论界建议向往敦煌石窟的游客，有条件的话，启程前先观看《敦煌艺术》一片，“它对您的旅行是不无裨益的！”

这一年，甘肃省歌舞团取材丝路故事和敦煌壁画，创排的六场舞剧《丝路花雨》在国庆三十周年之际进京首演，引起轰动。当时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一台光彩夺目、情意深长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像一朵艳丽芳香的鲜花展现在十月首都的舞台上，这部舞剧题材新颖 ，手法独特，连日来首都观众络绎不绝，赞赏不已，引起极大的兴趣和重视。”“在我国文艺的百花园里又增添了一朵鲜花。”

这一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辽宁省部分新老连环画家，赴敦煌参观学习。连环画家们深感中国古代的画师们，早就创作了艺术高超的不朽作品，同时表示，莫高窟壁画中的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可以说是连环画性质的美术作品，为大家创作连环画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努力创作思想深刻、艺术完美、具有民族风格的连环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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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敦煌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外职业敦煌学家和非专业敦煌学者中间，形成了一个高潮。

当年8月17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大东出版社计划发行研究中国历史的丛书——《敦煌讲座》。此书共十三卷，今年已出版了其中的前三卷：《敦煌的自然和现状》《敦煌的历史》及《敦煌的社会》。第一、二卷由榎一雄编，第三卷由池田温编。目前，日本文学、历史研究等各界正掀起研究‘丝绸之路’热。因此，此书的出版，深为日本各界之士所欢迎。”据马德在《艰难的起步：〈敦煌研究〉创刊记忆》一文中回忆，从 1979 年开始，日本讲谈社集中日本国内卓有成就的敦煌专家，编写和陆续出版了大型系列研究丛书《敦煌讲座》。讲谈社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是老关系单位，出版的敦煌方面的书几乎都要赠送给敦煌。“和以往收到敦煌方面的书不一样，大家看着那一册册厚厚的书，心里像这书一样沉甸甸的。因此敦煌文物研究所便有了将前辈专家们多年来撰写的论文集中起来出书的决定，而且想办法于当年年底就出书。”可以说，日方《敦煌讲座》丛书的出版，间接鞭策和促成了《敦煌研究文集》的出版和《敦煌研究》的试刊。

▲日本出版的《敦煌讲座》丛书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9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水天明整理了自己30年前的旧作《敦煌访古忆记》（后发表于《敦煌学辑刊》第一集），给读者奉献了不同视角的敦煌记忆。当年，刚刚从西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他，远赴敦煌“朝圣”。他在该文“前面的话”里写道：“这是一篇追忆的文章，文章写到的若干认识推断，可能与当前敦煌文物研究的成果不尽一致，但它却反映了当时敦煌石窟留给我的感性认识，至今仍栩栩如生。所以我还是把它拿出来，以供同好，它顶多只能算是这期专刊的一篇补白。”他所提到的认识推断，一是莫高窟所处崖壁密度松散，“不任雕镌”，“千佛洞之所以只有壁画、塑像，而没有像云冈那样伟大的雕刻艺术品，是受自然成因所限。”二是莫高窟洞窟藻井的复叠定例，是可以摸索到的，大体上魏窟的藻井是方形图式的“错综复叠”，唐以下则是方形图式和圆形图式的“波圈复叠”。三是不同时代壁画色彩变化是由于矿物颜料与空气发生化学反应所致。四是莫高窟的宋代木构窟檐、穹门等都是研究中国建筑营造史的好材料。放在20世纪40年代末，这些观点俨然属于比较专业的敦煌研究范畴；即便三十年后发表，也具有相当水准。然而水先生仍低调地将其定位于“访古忆记”，折射出陇原文人的扎实学养、谦逊品格和家国情怀。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人 史勇

（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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