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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汽车界的神经都被锂资源所牵动。广汽董事长曾庆洪戏言是给宁德时代打工；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亦大倒苦水：“上游材料涨价，导致成本增长。”涨价最典型的原材料莫过于碳酸锂，在短短3年内几乎翻了10倍，从不到5万元／吨涨至超过50万元／吨。　　为什么碳酸锂的价格上涨会如此离谱？笔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国内企业和机构对碳酸锂的定价权掌控偏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碳酸锂的价格被疯狂炒作起来的时候，国内企业往往只能被动接受，没有团结起来运用自身强大的市场和生产能力影响碳酸锂的价格走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国资本“薅羊毛”。笔者认为，我国应汲取当年铁矿石的教训，尽快掌握锂资源定价权。　　在与国外进行的铁矿石博弈中，我国曾面对极其被动的局面。有钢铁行业的人士告诉笔者，当时澳大利亚多次提价严重损害了国内钢铁企业的利益，有关部门想采取组团方式与国外铁矿巨头谈判。然而，个别钢铁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私下与外国巨头签订协议，组团谈判没能获得太大成果。另外，全球矿业巨头力拓驻上海前首席代表被捕之后，在其电脑里发现了数十家中方钢铁企业的采购计划、库存周期、生产安排……甚至包括中方谈判组的内部会议纪要等绝密文件。底牌被对方尽数掌握，中方的组团谈判自然不可能有好结果。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铁矿石的开发力度，从蒙古、俄罗斯、非洲等地加大进口量，逐步减少了对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的依赖，被动局面有所改善，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力拓、淡水河谷等矿石巨头的话语权。　　铁矿石是大宗商品，价格机制已经建立了较长时间，这与锂资源略有不同。碳酸锂既可以来源于锂辉石，也可以从盐湖提锂中获取。尽管锂资源不是大宗商品，但和铁矿石一样都是重要的原材料，有很多可以参考铁矿石的地方。　　澳大利亚是我国锂辉石的重要来源地，占我国每年进口量的50％以上。南美洲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锂资源，也是我国另一个重要的锂盐进口地。近年来，澳大利亚锂矿商Pilbara利用拍卖的方式多次刷新锂精矿的交易价格，这与铁矿石当年的涨价有异曲同工之处。国外巨头都是利用对矿石的垄断地位牢牢把握定价权，从而影响全球市场的价格走势。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国内企业开始“走出去”寻找锂矿资源，但锂加工企业与钢铁企业相比，体量上差别很大。比如，天齐锂业是我国较早在海外寻找锂资源的企业，收购澳大利亚Greenbushes矿山的时候，其年营收只有4亿元，整个集团的资产不过几十亿元，虽硬生生地上演了一出“蛇吞象”的并购，但也令其背上了沉重的负债。此后，天齐锂业并没有停止寻找锂资源的步伐，大量收购智利SQM公司的股份，成为后者的第二大股东，总体交易价达到42.66亿美元，为此天齐锂业背上了35亿美元的巨债，每年利息就超过15亿元。这样的负债额，显然不是天齐锂业这种体量的公司能够承担的。当天齐锂业陷入困境时，同内同行没有伸出援手，投资机构也没有提供帮助，只能被迫向澳大利亚矿商IGO出售资产。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锂资源价格大幅上涨，越来越多的企业前往海外寻找锂资源，也曾出现过国内企业竞相加价抢夺锂矿的场面。面对国内企业的相互抬价，海外机构坐收渔翁之利。　　多位专家告诉笔者，在中国企业去海外寻找锂资源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是主要目的地，但是在澳大利亚购买的锂矿产权大多数是参股，而非控股，并且参股的份额也不高，不具有对澳大利亚锂资源的决策权，这种参股还有可能被别人踢出来。尽管参股份额较小，但部分企业凭借股东身份获得了股东包销价，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然而，我国企业与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签订的包销权合同约定的时间比较短，大多数在2025年到期。从近期澳大利亚新增锂矿产能包销权的情况来看，全部流向韩美日欧企业，我国企业则不太乐观，没有一家获得新的包销合同。　　没有矿产资源在手，何来定价权呢？单纯依靠企业寻找海外锂资源，它们普遍存在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短板。有专家建议，由相关部门出面组织大型机构在海外寻找锂资源，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参股企业可按照出资额获取锂辉石或者锂盐。也有专家建议，可加强国内动力电池回收的力度，从而保障锂金属的循环利用，降低锂资源进口的依赖度，对争夺定价权有较强的辅助作用。　　一位在澳洲经营锂矿的海外华人则认为，由于锂资源紧俏，新增的锂矿陆续投入建设，新锂矿从手续批复到最后产出资源，大约需要7年时间。目前资源的紧张局面是由于电动汽车产销增长太快、锂矿建设速度跟不上需求造成的。当新的锂矿投产后，碳酸锂的价格将会下降，届时国内企业争夺定价权或许更有利。这位华人给笔者举了一个例子，金属钴也是生产电池的重要原材料，目前的价格与最高价相比，几乎腰斩，新增产能投产是导致钴金属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　　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汽车产业的方向，因此争夺锂资源定价权必须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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