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BC开始，到整个求学生涯终了，我的各门成绩始终由英语垫底，不及格是常态，及格是例外。我不愧为一名正宗的中国人，对汉语的兴趣和能力似是与生俱来，对英语的感觉和水准则是无比别扭，足见文化基因其说有据，且基因愈强、抵触就愈大。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是你是他是”一样都“是”，却要用三组不同的字母去代表“是”；也搞不懂为什么要把姓名、年月日颠倒着说。我永远弄不懂有的名词复数要加个S，有的要加双S，有的却可以什么都不加；也永远弄不懂有的动词时态要去词尾，有的要增词尾，有的则什么都不动；更永远弄不懂为什么有了一般过去时，还要有过去进行时和过去将来进行时。老师要我们别问为什么，死记硬背便是，因为任何外语都是不讲理的。几十年后听余光中讲座，也有相类的话。他说学外文必须先投降，然后方有胜算。一查履历，原来他老先生从小就是外文系的学生，长大当了英语系的讲师。可惜我从小到大、自始至终都没选择归顺，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故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顺便说下，这也解释了女孩学英语比男孩更容易上手的原因。我总是想，学不好而硬要学，硬要学却学不好，非己之罪，是必学之罪；必学之罪，则归于必考之罪。作为一名正宗的中国人，首先要学好自己的语言，把中文学纯粹、用纯粹，若有余力，再学外语可也。

(资料图)

我的提案自然不敢对老师说，只好烂在心里。老师则明了我的底细，早早把我归入了“偏门”一类。偏门是好听的，否则便向生理疾病靠拢。到了初中，班主任认定我是个严重的“跛脚”，说得母亲不知所措，边听边不自主地朝我的腿弯瞟过来。我从小爱听相声独脚戏，尤其对学英语而出洋相的段子情有独钟，俯仰不已。后来才知其因有二，一是心理代偿作用，一是喜剧的底蕴是悲剧。

正如喜内有悲，苦中也可作乐。我的唇舌对付单音汉字游刃有余，轮到连串字母马上笨嘴拙腮，甚至张口结舌，无奈只好用汉字做音标，于是从小学到高中，生词表上都歪歪扭扭写满了铅笔字。之所以用铅笔，一是怕检查。小学的规矩，老师要定期检查课本整洁度，对男孩查得最紧；二为可替换，若有音义兼得的好词，能擦掉改写——苦中之乐，便由此而来。

那时我已是读了史、用了心，知道用汉字为外语注音，乃是一种古已有之、行之有效的方法。梁启超翻译“灵感”，干脆译成“烟士披里纯”；陈独秀介绍“民主”与“科学”，直接写为“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再朝前推，什么骆驼、葡萄、琵琶，什么和尚、刹那、胡同，都是外语的音译。此事不惟国人独为，老外也做，他们直呼茅台为茅台、高铁为高铁、支付宝为支付宝，只是相对而言，数量并不太多。概因两种异质文化产物的初见，暂时或始终找不到对应的缘故。其中许多注得拗口，传播不力，后被意译取代，正如灵感、民主和科学；也有许多注得嘴滑，固定下来，一直用到现在，比如白脱、沙发和粉丝。名士才子常有神之发挥，比如林语堂的幽默、徐志摩的雪茄，文质俱美，妙不可言。作为摹仿，我也常有得意之笔，这正是我学英语的唯一乐趣——“因佛没讯”，正因佛祖没讯，人间才要“信息”；“爱来陪它”，高楼电梯上下，并非它来载我，而是我爱陪它。尽管老师猛批，我则依然故我，既为把“教育”旁注为“爱就开心”而自得，更渴望老师看见并推及它的反义。我更为梁老先生的粗糙而惋惜，若换了我，决计把灵感译成“烟似必丽醇”……

如今我已是明了理、悟了道，发现曾自以为纯粹的中文，岂止并不纯粹，更是驳杂到了乱炖的地步。张嘴Ok闭口Nice只是皮相，不消去说。关键在于骨子。过去说“诸位”，现在说“先生们”；过去说“很难”，现在说“难度很大”；过去说“正在实验”，现在说“实验正在进行”；过去说“存在某些现象”，现在说“某些现象的存在”；过去说“必须坚持传统”，现在说“传统必须得到坚持”；过去说“他的发挥很稳定”，现在说“他发挥的稳定性很高”；过去说“我在这方面表现良好”“我的观点大家普遍认同”，现在说“我在这方面有良好的表现”“我的观点被大家所普遍认同”……一个个英式词法、句法和语法，披上的是一张张中文的羊皮。其中缘故，既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之力，实是一件太磨人。

英语由他英语，中文自我中文。几时向学必兼身。虽知其有益，只是太磨人。

心口通常相悖，神髓竟已难分。百多年外始生成。欲知因果事，还待自头论。

——调寄 临江仙

我几年前爱上了旅游，首选地是北美和欧洲。托人工智能的福，手机在握，闻声即译，百不失一。我从小喜欢看外国电影，专挑没有配音、只有中文字幕的影片。不少片子的头尾，会有一条“谨以此片献给某些人”的字幕。作为摹仿，我也在文末添上一句，以英式语法为骨架、以“纯粹”中文当表皮的一句——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和正在为学英语而受磨难的孩子们。（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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