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成

岑参(约公元715年—公元770年)，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年间进士。因不甘居于属吏，曾两度从军，远赴西域幕府。后任右补阙，终仕嘉州(四川乐山)刺史。

(资料图)

岑参饱读诗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是唐代著名诗人，擅为七言歌行和七绝，边塞诗尤为脍炙人口。其篇以“奇逸而峭”的诗笔，情景交融的昂扬胸襟，明快自然的天籁语辞，唱响着大唐的时代强音。

岑参诗篇备受后人的赞许，如杜甫《寄岑嘉州》诗称其“每篇堪讽诵”(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第1版 478页)；陆游赞誉曰：“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跋岑嘉州诗集》转引自廖立《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 2004年9月第1版 846页)。岑参与高适齐名，世称“高岑”。今有《岑嘉州诗集》传世。

诗人岑参曾两次赴西域节度使幕府任职。

第一次，是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受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表邀，岑参“充节度使幕府掌书记，遂赴安西”(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下引未注者，同此)；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及仙芝兵败还朝”，岑参“亦迤逦东归，约初秋至长安”。

第二次，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受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表仕，岑参“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遂赴北庭”。北庭，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至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岁晚东归”。

诗人岑参两度出塞赴边，往返无疑必经甘肃。问题在于，从长安到河西这段丝绸之路东段存在南、北两条线路，即北线：长安(今西安)经邠(今陕西彬县)、泾(今甘肃泾川县北)、原(今宁夏固原)、会(今甘肃靖远)等四州之线路。南线：长安经陇(今陕西陇县)、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陇西东南)、洮(今甘肃临潭)等州之线路。

诗人岑参两次赴西域往返，究竟选走的是哪条路线，可惜没有直接史料留世。

庆幸的是，在《岑嘉州诗集》中，仅从诗题所示，标明写甘肃的诗篇就约有二十首，内中涉及渭州以东的诗作就有数首，当然也有涉及北线地名的诗作。于是，研究者以此切入，试图判断诗人往返四次中，走北线几次？走南线几次？至今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域外学者严耕望所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一书中说：从诗人岑参“所作诗歌反映的情形来看，南道秦州路，当是岑参及其军中同僚往返边地与长安间所取的主要途径。”(台北 1985年版 第477页)虽然“主要”并不是“全部”，但依照此说，姑且认定岑参往返途中不止一次经过了秦州(今天水)。

无论研究者如何持说，诗人岑参到过秦州(今天水)却是诸家的共识。而且，在传世的《岑嘉州诗集》各种版本中，就有诗人听歌秦州的诗篇《醉后戏与赵歌儿》一首，可为力证。至于诗人在秦州的其他活动痕迹，却消失在历史的沧桑雾霭中，片言只语信息无存，庆幸之余，令人遗憾。

诗人岑参这首诗是何年过境秦州写的呢？根据诗人所写的多首诗作判断，岑参第一次赴边，去时走的是北线，返回长安时走的是南线，这是较多学者的共识。缘此，姑可认定：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是年岑参东归过境，首次来到秦州，并写下了《醉后戏与赵歌儿》这首关涉秦州的诗篇。作如此系年是接近事实的。

岑参《醉后戏与赵歌儿》，现据《全唐诗》(《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年第1版 2064页)录之如下：

秦州歌儿歌调苦，偏能立唱《濮阳女》。座中醉客不得意，闻之一首泪如雨。向使逢着汉帝怜，董贤气咽不能语。

诗题中的“歌儿”，并非如今天水俗语中所指的“歌曲”，那时是指唱歌的“男娃娃”，即是歌童。

当年汉高祖刘邦还乡过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八 390页)“儿”者，男性幼童，是为典籍所见设置“歌儿”之始。此处“教之歌”，就是刘邦首唱他的《大风歌》教众歌童先为学唱。

汉惠帝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汉书•礼乐志第二》 卷22)“歌儿”意即习于乐律、演唱的男童。文中“歌儿”之称谓延用于后世。

后世官宦富豪逐相效仿，以蓄置“歌儿”为时尚。廖立先生说：“唐世五品以上及州郡刺史，可蓄丝竹音乐，亦得有歌儿也。”(廖立《岑嘉州诗笺注》)

据此，则诗题中之“赵歌儿”就是一位赵姓“歌儿”，即歌童或赵姓歌手。究竟此人是官府歌儿还是民间歌手，无资信确定。依理推之，当是秦州官府为岑参接风宴请时助兴演唱的“歌儿”(歌童)。

《濮阳女》，“《乐苑》曰：‘《濮阳女》羽调曲也。’”(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又见《唐音癸签》卷十三)

董贤，汉哀帝宠幸的佞臣。哀帝“说其仪貌”“繇是宠幸”，赐官赏财，“贵震朝廷”。“常与帝卧起”，有次白天与哀帝同睡，董贤压着哀帝的衣袖，“上欲起，贤未觉”，哀帝顾忌惊动董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董贤也“以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汉书•佞幸传》)

诗篇描摹了秦州歌儿引吭放喉《濮阳女》凄楚哀怨的动情感人景况，高度赞扬了歌手震撼心扉的精湛演唱技艺，并誉其倘遇汉帝，连被宠幸优渥的董贤也只能自愧弗如，靠边向隅而泣了。

赵歌儿所唱曲名为《濮阳女》，原乐府歌辞内容未见记载。参照《乐府诗集》所述，倚调《濮阳女》曲子之歌辞被归类于“杂曲歌辞”。“杂曲歌辞”囊括甚多，《濮阳女》之辞为其一项。

关于“杂曲歌辞”其辞内容，郭茂倩有这样的概括表述：“杂曲歌辞”属“乐府歌辞，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幽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乐府诗集》 卷61)

从《濮阳女》现存的歌辞“雁来书不至”云云，及岑参诗中“闻之一首泪如雨”，现场感受可知，赵歌儿所唱《濮阳女》一曲的曲调是悠扬悲苦的，其辞无疑是失意、愤怨、离苦、幽伤等之类的。

岑参诗中“座中醉客不得意”之“醉客”主体应是岑参本人，兴许还有同行的其他僚属。宴会现场的氛围如此浓烈震撼，赵歌儿的绝佳演唱与座客一体互动，更激发起诗人(醉客)其时“不得意”的人生境遇和愤懑难消的心中郁结，闻歌共鸣，顷刻间如启闸之江河愤然而泻，以致有“闻之一首泪如雨”的泪奔滂沱的淳性情态。

唐朝读书人颇有羡武投军的情怀和边塞建功的立志，此源于盛唐时代豪放之风成习而心仪跟进外，更是因唐制从军岁久者，可得为大郡长官，如杜甫赠高适诗曰：“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

诗人岑参正是官场失意而应邀投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职任掌书记，这次是由幕府返回长安途经秦州的。此时，诗人岑参情绪极为低沉失落，其原委皆因唐军与大食交战失利而东归。

据《资治通鉴》所载：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高仙芝“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资治通鉴》 卷216)

此役，岑参在武威。“仙芝出征时，留公等在武威。及仙芝兵败还朝，公亦迤逦东归，以六月次临洮，约于初秋至长安。”(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由此可推断，岑参来秦州的时间，大约应是农历七月。

诗人岑参首次入幕，即遭逢唐军败绩的尴尬结局，壮志难酬，前途难卜，恰在秦州宴席上以酒浇愁之际，听到赵歌儿一曲《濮阳女》天籁哀凄之声，自然强烈地撞击了诗人的心灵，挥笔为诗，抒发胸中块垒。

诗中“歌调苦”实是诗人心中更苦的同步共振；“不得意”是诗人明喻自己命运多蹇的彰显自白；“泪如雨”是诗人彷徨无助、哀痛至极的呜咽吶喊；“汉帝怜”是诗人隐喻有明主顾盼垂己的无奈呼唤；“董贤气咽”是诗人借喻希冀官场清明的渺茫期盼。千数载后读此诗，亦然令人抚膺唏嘘，遐思联翩，感慨良多。

总之，诗人岑参《醉后戏与赵歌儿》诗篇，不啻就是岑参与秦州的一段历史机缘，是秦州厚重文化中永存的一抹亮光。

（新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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