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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使命的人，既不自命不凡、也不居功自傲。

人活着，为了啥？能这么问的小孩，越来越少。答不上话的大人，却越来越多。大人说大话，一听就假；小人说大话，太不像话。

话说使命感，说说这两位。一位是三年前在东京拍摄《论语与算盘》纪录片，我采访到的被誉为“日本国宝”的清洁工，她叫新津春子。战争孤儿的她，17岁那年从长春去了日本。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有位清扫公司个体老板，瞧她可怜，找来一个不用说话、“见不得人”的活儿——清洁工。她如获至宝，第一天上班开始，便下狠心：别人擦两遍，我擦四遍；别人用双手擦，我用从小练推铅球的全身之力来擦，就不信擦不干净。日复一日，拼命三“郎”，不出两年，她一举拿下“全日本清扫大赛”的冠军，业界哗然。羽田机场为了“面子工程”，愿花重金来挖她。机会，来了！她却说，挖我可以，把我公司一起挖去吧。我有今天，是因为老板给了我机会，我要报恩。结果，她不仅让个体老板与“国企央企”的机场签了合约，还为羽田机场连续三年赢得“世界最干净机场”的荣耀。一时“国宝级清洁工”的美誉，令她风光无限，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你是国宝了，没人拉你开公司、开发推销自己品牌的保洁产品上市发财？”她不屑：“太多了，比起飞的飞机还多。它飞它的，我干我的。再说，钱太多，会压死人的。打扫，是我的使命。”一笑了之的她，转身蹲下，痴心地去找地面上那些别人看来龌龊恶心、在她眼里却是喜闻乐见的污渍斑点。望着她如同罗丹思想者雕塑般的坚定背影，我怎么觉得，蹲着干活的她，比那些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站着讲空话的人高大多了。“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使命，真不需要美言丽语豪言壮语。认真地持久地无言地做好一件事，即是。

第二位，是我四十年前进台工作后结识的“忘年交”老领导。就在赴日采访回沪后不久，接到他来电：“周阿姨走了。她说过的，身后事要你处理。”接一个电话，我意识到接了一个使命：尽我所能让他快乐长寿，直到去见周阿姨的那一天。他有三个孝顺的女儿，家里还有保姆照顾，万事不愁，也没我什么使命可使。周阿姨走后的三年多，每天一个微信或电话，每周见一面，而已。中午去他家，喝喝老酒，唠唠旧事。他倒是大方：蓬门终日为君开。新冠病毒，横行三年，它毒它的，我笃我的。我太太也上心，包了馄饨或煲了好汤有啥好吃的时令水果，总说留一份给他。去年岁末，在他家偶遇了一位北京来客。“他是我家的救命恩人！”来客提高嗓门京腔十足，“五十多年前，他花了半年多时间，为我娘扎耳针，直把瘫痪在床多年的母亲治好了站立行走，才离开！”见我一时木讷，“你怎么不知道？！”好像责问我失职似的。原来，当时在《解放军报》当记者的老台长，为写好一篇耳针名医的报告文学，边采访边拜师，自学了耳朵穴位的扎针病理。一年后，不但交出了一篇优秀报告文学，还掌握了一门耳针手艺。活学活用，治病救人。艺高胆大的“郑大夫”，声名鹊起，不胫而走。慕名而来者，纷来沓至。其中，就有这位北京来客的母亲。救人一命啊！怎么从来没听老台长提起过。“喝了那么多次酒，怎么就没让你酒后吐真言？”九十高寿的他，乜斜了我一眼，操着他的四川口音：“没喝到位呗。要得要得，喝酒！”——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完成了使命的人，既不自命不凡、也不居功自傲。

人有“三命”——活命、生命和使命。为自己，是活命；为家庭，是生命；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是使命。没必要把使命说得那么崇高伟大。大话不说，小事做好。是清洁工，把地扫好；是医生，把病治好；是记者，用镜头文字把事实记录好，告白于天下；是教师，把学生当自己孩子教好；是官员，不说套话假话，好好为老百姓着想、好好为民办事……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不苟活、别冷漠；不说谎、莫作假；讲真话、办实事，人人都为他人做一点好事，人人都活出一点使命感，不就好了吗？（吴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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