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东瑞先生幽默地说：“我也许得把书籍放进冰箱里了，以后有人来借书，我还得问他：你要借冷的，还是热的？”爱书人的得意与痛苦，溢于言表。

当年，父亲在怡保创办《迅报》时，家中经济并不宽裕，然而，我们的心灵，却空前地富裕，因为家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书，浓郁的墨香氤氲于旮旯犄角里。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书堆中，听母亲讲述一则悲酸的往事：“1941年，马来亚沦陷于日军手里，大家栖栖遑遑一如丧家之犬。你们的阿公，为了避免和日军扯上任何关系，当机立断地结束了原本经营得极好的树胶生意。听说日军将会沿家挨户地搜查，阿公对着丰富的藏书忧心忡忡。外面形势日益险峻，在风声鹤唳之际，他终于决定，忍痛把家中藏书尽数焚毁。他找来了一只很大的铁皮桶，在宽敞的后院里，开始了痛彻心扉的焚书行动。所有读过的书籍都有着阿公留下的可贵的眉批，而其中好些珍贵的线装书，还是千辛万苦地搜购回来的哪！阿公一向是个坚强的铁人，可是，那天，当他把一册册心爱的书丢进火焰中时，悲愤交集的眼睛里满满都是泪光……”

焚书这件事，已经长成了阿公骨头里的一个瘤，一碰便鲜血淋漓；而这，也是母亲最早给我们灌输的国民教育。当国土沦陷时，不但性命朝不保夕，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全被典当，连拥有心爱书籍这样稀松平常的乐趣和权利也未能享有。

在长大、年老的整个人生过程中，书籍一直都被我视为第二生命。能够恣意地买书、任意地看书，我心中的幸福感横无际涯。

买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却又有截然不同的心情。

读中学时，阮囊羞涩，常到书店，以双目贪婪地吞噬书中文字，往往一站便是三四个小时。那个时候，人心淳朴，书店老板和店员，总是眼开眼闭，任由我去。然而，落红不是无情物，只要积攒了足够的零用钱，我便会悉数消费在书店里。不啻拱璧地把书们捧回家后，还郑重其事地用塑料纸包好，整整齐齐地写上名字和日期。那是一种不容轻慢的买书仪式。看书时，正襟危坐，一页一页轻轻地翻，不敢乱折、不敢弄脏。读过的书，完好如新。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注了眉批的书，才是让灵魂走过一遍的书，也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书。如果能把一部书读得通通透透的，邋遢又何妨？就算书页全都脱落了，书的精华已化成和骨肉相连的筋脉。

有了经济能力之后，买书已成了生活里的寻常事，要买便买、大买特买。尤其是到书店林立的中国大陆地区旅行时，我如入伊甸园，目不暇给，摇身变为暴发户，疯狂地买。买了，装在大皮箱内，回家时，心情像个凯旋的大将军。

渐渐地，看书的速度比不上买书的速度，许许多多的好书，变成了“王昭君”，虽然国色天香，却惨遭冷落。我很焦急，但又无法把一天24小时掰成48个小时来用，奈何！

书愈买愈多，环绕三面墙壁而上达天花板的书橱，全都塞得满满的，就连桌上桌下，也都堆满了，书籍在偌大的书房里已泛滥成灾。香港作家东瑞先生也同有“书满为患”的“痛苦”，他幽默地说：“我也许得把书籍放进冰箱里了，以后，有人来借书，我还得问他：你要借冷的，还是热的？”爱书人的得意与痛苦，溢于言表。（新加坡　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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