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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为何一生自命“乡下人”呢?

2021-06-15 13:41:27来源:北京日报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也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1936年,沈从文在《作选集代序》里如是说。沈从文出身清寒,但家世尚可,也是书香门第,绝非乡巴佬,他为何一生自命“乡下人”呢?

领悟这番深意,是理解沈从文的关键。《乡下人:沈从文与代中国(1902-1947)》正是以此为钥开启沈从文的前半生,从标题可见,这一论述与代中国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该书作者孙德鹏是一位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代中国法律史。那么,法学博士为何做沈从文研究?法学博士会怎样研究沈从文?

阅读全书之后,我心里有了答案。孙德鹏必然是沈从文的忠实读者,精读了沈从文的所有作品,从而形成了自己透彻的理解。全书对沈从文的作品既有综合的评价,也有针对代表作品的深入分析,而且分析之细致足见作者下了功夫。这些分析构成了作品的骨架,倘若仅止于此,也无甚长处。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新意。

笔者推测,特殊的学科身份是这本书“活泛”的根本原因。孙德鹏跳出了一般中文学者的批评视域,没有囿于大致饱和且套路化的研究模式,局外人的眼光让他视野开阔,自发的热爱又让他成为深处其中的局内人,不断深究作品的内涵。这部跨界作品拓展了研究的边界。

该书所谓的“乡下人”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沈从文的自称及其蕴含的观念在作品里的体现;二是围绕“乡下人”的阐发所做的地域史研究,从湘西的土地和人情中看待边疆文化,理解代中国的边缘政治,理解“自然情结”的失落所造成的长期伤害。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作品中精心构建了一个童话般的湘西世界。翠翠、三三、夭夭,都是自然之子,在风日里长养着,是山林中的小兽物,从她们眼睛看出去的都是青山绿水,她们的心灵特别纯净,她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大自然灵动的分子。沈从文以恬淡的笔触,书写乡下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最靠自然的所在。尽管它有许多晦暗的存在,而沈从文仍然赋予其古朴的、明快的、顺应人的美感。

与“乡下人”对应的,当然就是“城里人”,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文明就是破坏乡村文明的原罪者,沈从文骨子里是带着几分乡下人的自负的,而这自负又因为他在城市里的冷遇而愈发强烈。他把对城市的反抗情绪转移到了对湘西的无尽的怀念与书写里,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

孙德鹏认同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本书的原创语言部分有很多文学色彩浓郁的关于自然的描写。在分析地域书写特色时,孙德鹏特别强调了“水”的成分。沅水是沈从文灵感、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屈原曾经在这条长河边岸写下瑰丽的《九歌》,而沈从文描绘着水上的人家、两岸的橘园、吊脚楼的妓女、终生漂泊的水手、偶尔落脚的行商、拐带女子私奔的兵士……孙德鹏认为,沈从文写作的奥秘,是对水的执迷,水上的隔绝感恰好为他提供了隐秘的空间和沉思的时间。为了佐证这个观点,孙德鹏引用了法国作家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的有关论述,这个贴切的引用带给读者诗的感受。

本书是评述的著作,但使用的语言不是论文式的,这位法学博士的文学素养很不错,行文流畅,有时很文学化。此外,本书不拘泥于沈从文的作品,时常大幅跳跃到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荷马史诗、托尔斯泰、契诃夫……纷纷跑到了书里,这些希腊人、农民的形象与沈从文的人物构成了呼应,使得“乡下人”的概念更加丰富。这种写法表明了,作者之所以对“乡下人”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感兴趣。我认为,孙德鹏撰写这部作品的宗旨,实际上是有“何以浇块垒”的用意,是出于对当下世界的观察和情怀的需要。

这解释了孙德鹏为何乎讴歌地赞美沈从文的自然情结,而几乎完全无视沈从文的田园视景的先天不足。全书是势必要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底的。孙德鹏还特辟了章节专门论述“进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代中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批评中国,用城市的“文明”标准改造乡村。而沈从文之所以被当时文坛所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够“进步”。本书以“风行地上”作喻,详写了严复、《天演论》与进化主义在代中国的流行,揭示了“乡下人”消亡的主要原因。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是一部经典著作。当金介甫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沈从文时,其名字仍然冷寂,疏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金介甫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感兴趣。作为描写湘西风情的代表作家,沈从文进入了他的视野,这决定了金氏的传记必然不仅是文学意义的解读,而且是扣紧凤凰人文地域特色的一种样本观察。金介甫深入探析沈从文的“乡下人”理念,这种自我角色认知如何贯穿他的创作和人生,让他建构独特的文学理念,从而成为“湘西世界”自觉的叙述者,并对都市生活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审视。

孙德鹏的这部传记显然受到金介甫的启发,金介甫的历史学家身份和研究方法让孙德鹏大有共鸣,全书多处引用金介甫的表述,几乎奉为圭臬,两者之间具有传承的关系。但孙德鹏对金介甫过于倚重,其湘西地域环境分析基本就是围绕金介甫的研究展开的,没有做独立的地方志和民族志考察,或许是因为金介甫的地方史研究做得十分周到,让后人难于拓宽吧。另外,孙德鹏的文学比较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端详的话,主要建立在他个人阅读的横向轴基之上。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对于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研究,取决于沈从文的后辈作家、社会公众对湘西世界的持续兴趣和兴味,文学史的相关研究是有时间的发展谱系的。本书没有在纵向上体现这个过程,对于中文学者当代研究的忽略,导致了一些遗憾。(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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