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将以多快的节奏释放?这是当前全球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本文尝试结合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对有关的观点加以梳理。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速度极其缓慢，之后才逐步加快。二战以来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技术前沿国家的代表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收集的数据表明，按照1990年的G—K国际元(一种购买力平价衡量口径)计算，美国1820年人均GDP是1257元，2008年是31178元。188年间增长了将近24倍。美国在这188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速是1.72%，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增速有较大起落之外，其他时间大体比较平稳，且速度就在2%左右。

如果说美国的情形属于增长潜力匀速释放，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增长潜力非匀速释放的情形，即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情形。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在接近30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实现了将近年均9%的增长速度，之后的增长速度逐步慢下来。

增长潜力匀速释放和非匀速释放两种情形的对比，自然会让人们想到四个问题。我们逐一提出，并加以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前沿国家人均GDP增长潜力释放的匀速节奏，只能是年均2%左右，而后发国家能够在二战后保持长达30年左右，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在中国，观察二战后高速增长国家的经验，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可能会更深刻。为什么美国人均GDP不能像后来的日本和中国那样，在一段时期，比如连续30年时间里，平均增长接近10%?设想美国人带着2008年的智慧穿越回1820年，这意味着穿越回去的人知道他们的人均GDP至少能增长24倍。这是他们对增长潜力的准确判断。倘若美国人能够以每年10%的速度释放其24倍的增长潜力，那么，美国在1854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32000国际元。为什么事实没有按照这个假设的脚本演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从追赶型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原因说起。最先想到、常常被说起的原因是，追赶型经济体有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显著的人口红利、较大的生态环境容量，等等。且慢，美国等技术前沿国家，在发展早期大致也有类似的低成本要素，为什么这些国家历史上创造不出接近10%的高速增长?同样，为什么比中国要素成本更低的非洲国家，却一直增长缓慢?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更加深刻的说法：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实现了高速追赶，主要原因在于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增长潜力。这个说法有助于理解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其他仍然处于低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但却难以解释这样的问题，前沿国家发展早期也创造了自由市场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有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但这些国家始终没有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实现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看起来，还需要在要素成本水平、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等因素之外，寻找另外解释因素。

事实上，并不难想像，这个解释因素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沿国家和后发国家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沿国家所掌握的知识，都是一点一滴地通过试错、靠自身力量积累起来的。前沿国家无法从“火星人”那里低成本地模仿技术。美国人均GDP每年大约增长2%左右，可以看作是人类知识前沿的外推速度。人们可能会问，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为什么是每年大约2%，而不是更高些，或者更低些?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目前尚不能从经济逻辑本身给出答案。

与前沿国家依靠自身试错开拓技术前沿不同的是，后发国家所面对的由前沿国家开创的知识存量是巨大的。拥有低成本要素和人口红利等有利条件的后发经济体，如果不能把已有的知识存量转化为自身的快速技术进步，则无法形成快速的经济增长。而那些制度改革实现经济起飞的后发经济体，则成功地通过低成本模仿的方式，把巨大的知识存量转化为其自身的、比前沿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快速的技术进步，把低成本要素和人口红利等有利因素动员起来，共同构成了后发国家保持30年左右接近10%增长的条件。这10%左右的增速似乎是后发经济体所能够创造的“追赶奇迹”的极限。人们同样可能会问，这个“追赶奇迹”的极限为什么不能更高些，比如达到年均15%甚至20%?为什么不是更低一些?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目前同样也不能从经济逻辑本身给出答案。

也许，2%左右的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10%左右的“追赶奇迹”的极限，就如同重力加速度和光速等物理学“常数”一样，无法从理论体系内部给出证明。我们姑且称之为经济学“常数”，它们未来是否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也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后发追赶经济体增长潜力的释放节奏是这样的：先以“追赶奇迹”的形式持续30年高速增长，之后，在人均GDP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平时就慢下来?为什么“追赶奇迹”不能一口气进行到底，直至人均GDP冲到和美国一样高的水平之后，增速才放慢到和后者相同的年均2%左右的水平上?

对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引入的技术维度，能够提供一个初步的解释：后发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根本前提是，与前沿国家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从而可以低成本模仿前沿国家的技术。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可供低成本模仿的技术空间日益缩小，所以，增长潜力释放节奏就会慢下来。

但是，这个解释马上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严格按照技术差距的逻辑去推理，追赶进程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年追赶速度极高，比如120%，第二年次之，比如100%，第三年80%，第四年60%，第五年40%……依次递减，直到赶上最前沿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增速也和前沿国家齐平。但现实当中，“追赶奇迹”似乎是以一个平台期的形式发生的，平台期当中增速比较稳定，而不像前面逻辑推理那样，是一个从高坡上逐步下来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追赶奇迹”的平台期?目前尚无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追赶奇迹”的平台期这一重要经验现象，进一步引出第四个问题，即“追赶奇迹”平台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结束，进而剩余的增长潜力以较慢节奏释放?我们关注这个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它涉及到中国未来增长潜力及释放节奏的判断。但遗憾的是，对于该问题，上述技术差距论同样无法给出逻辑一致的定量解释。于是，只能诉诸于历史经验，从中寻找线索。

但观察历史经验，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种思路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20%多，而日本人均GDP相对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在那之后，日本实现了25年的接近10%的高速增长，所以，未来中国仍将有潜力保持在“追赶奇迹”的平台期上，还有潜力以很高速度实现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该思路的另一个表述版本是，日本高速增长停下来的时候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0%，而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的水平相差很大，未来仍然有潜力保持在“追赶奇迹”的平台期。

另一种思路是，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经济体“追赶奇迹”平台期结束时，有两方面的典型表现。一是人均GDP的绝对水平约为110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二是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总需求结构中投资比重超过消费，总产出中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中国人均GDP将很快接近这一水平，而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总需求中投资的占比，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将很难继续提高。综合这些情况看，中国“追赶奇迹”的平台期将很快结束。

仔细对比可见，上面两种思路虽然得出的具体结论不一样，但所遵循的基本依据是一致的，都是技术差距。两种思路都不否认由于中美技术差距所决定的总增长潜力。两者之间的分歧，实质上是对未来中国增长潜力释放节奏快慢的不同判断，即中国未来是否以及在多长时期内还处于“追赶奇迹”的平台期。

如前所述，因为“追赶奇迹”的平台期何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结束并转入中低速追赶进程的问题，从经济理论内部无法给出逻辑一致的定量解释，所以，上面两种思路分别选取不同的指标对历史经验加以解读，就都有一定道理。具体来说，第一种思路用人均GDP相对于前沿国家的水平衡量技术差距，后者则用人均GDP的绝对水平衡量。

第一种思路的道理比较直观。但严格地说，第一种思路隐含着一个条件：未来20多年作为全球技术前沿的美国本身的技术进步速度，将保持20世纪50—70年代那么高的水平。因为日本在20世纪50—70年代之所以处于“追赶奇迹”的平台期，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是彼时作为全球技术前沿的美国的技术进步，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第二种思路的道理在于，人均GDP的某个绝对水平，可能对应于一种门槛，这个门槛水平之下的技术容易模仿;而超过这个门槛之上的技术，则不容易模仿。

目前为止的现实情况，似乎更支持第二种思路。但未来的长期趋势到底会如何，需待未来才能知晓。

讨论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以下面两个概念的辨析来结束这篇文章。很长时间以来，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中，不少人常常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是增长潜力，另一个是增长潜力的释放节奏。但在大量的政策讨论中，甚至不少专业人士往往也没有清晰地区分两者。事实上，如前面的分析，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之间的关系，如同距离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倘若在任何时间段之内，给定的追赶潜力都是匀速释放，那么，追赶潜力和释放节奏两者就是线性关系，几乎就是等同的概念，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倘若给定的潜力在某个时间段内以较快节奏释放一部分，而另一些时间段内以较慢节奏释放另一部分，那么，就需要审慎对待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不能因为未来尚有可观的增长潜力，就断定在近几年内平均增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有些潜力很可能只能在未来特定时期释放，而无法透支到眼下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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